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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发展的趋势 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市场神话”与“国家神话”，各种理想国与乌托邦，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其他学科）大量形形色色的或极端或模糊难懂的理念、概念等，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与支流都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为了重建和发展他们自己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注：在这方面，张建伟博士做了深入的研究，参见张建伟《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中国经济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例如，“经济人”的假定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是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主流位置。可是，在20世纪百年中，“经济人”的假定条件也被不断地修改和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例如：西蒙认为经济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理性”的，行为者无法在多种可能的选择中做出最终选择。贝克尔拓展了“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莱本斯坦1966年至1981年发表的4篇论文中一反“利润极大化、效用极大化、成本极小化”的经济人传统假定，认为上述假定在完全竞争下是适用的，而在垄断型企业里利益最大化原则是个“例外”。人的本性是“惰性”，受到庇护的垄断者和兼并者的经济行为已经丧失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能力，从而导致了“X非效率”。为此，莱本斯坦提出了“微观的微观理论(micro-micro theory)”，即“意味着对标准理论简单地假设的东西进行详细的研究”（注：Leibenstein,H(1),X-inefficiency exists-reply to an econmis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8,68:pp.203-211.(2),A branch of economics in mining:micro-micro theo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9,17:pp.477-502.也可详见郑秉文《市场缺陷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88页。）。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对“经济人”假定的修改则更为宽泛，认为这个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 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与肯定并非完全建立在对前一种方法或另一种方法的否定之上，而更多的是随着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随着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而愈加显示出重要性和独特性。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变中出现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其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畴，经济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几乎所有人类行为，小至生育、婚姻、离婚、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对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这种帝国式的“侵略”与扩张，有人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家庭作为一个“生产”的基本单位被纳入微观经济分析之中。在人力资本理论中，舒尔茨和贝克尔认为，家庭就像一个企业，既生产用于增加未来收益的“产品”——繁衍后代、教育子女等，也生产“消费”——衣食住行、休闲保健等，因此，家庭须根据其货币收入与时间这两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做出合理决策。在边际收入等于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均衡点上，所有投资活动的收益率都相等。从上述命题出发，人力资本理论对许多以往被认为诸如年龄与收益关系曲线、男女教育不平等等非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活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甚至提出了孩子需求的价格和收入弹性的概念，对诸如收入分配模型、失业的持续时间等很多经济活动现象给出了崭新的解释（注：〔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二，国家和政府被视为一种“政治市场”纳入经济分析之中。1988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和塔洛克创建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抨击国家干预政策最为激烈的一种理论，其研究领域和方法横跨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政治学（表决制度的比较研究）、社会学（行为逻辑研究）、哲学（自由概念的逻辑分析），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如下4个方面： 　　(1)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