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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明初中国银行业中的近代化因素_银行管理论文 清末明初中国银行业中的近代化因素_银行管理论文 近代化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演进，中国近代银行业在1897年—1927年期间经历了一个从诞生初期的艰苦创业、自求规范到与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过程，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客观规律的发展模式已初见端倪，本文旨在对民族资本主义相对自由发展的这30年间金融领域中出现的合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银行业的产生适应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近代新式商业和国家资本主义、民间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商品交换和商业经营范围的日益扩大，对资金的要求更加迫切，对信用的利用也越来越广泛，促成了兴办实业的洋务派和工商业者对近代银行创设的共同希冀和实际努力。他们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逐渐感到单是生产企业难与洋商争利，同时在与西方的长期接触中看到“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旨在银行”的长处。与此相呼应，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也大声疾呼“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创设近代银行的热忱与实践活动，随着甲午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设立银行的时机成熟了，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诞生。虽然我们不能忽视国家财政需要在中国近代银行业产生中的直接作用，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这种需要也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但没有理由认为银行业仅仅是基于政府筹资需要而产生的，新式银行这种近代经济组织形式无疑是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土壤之中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成长壮大。 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支持 在我国近代银行创设之初，虽然官办或官商合办银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政府较强的依赖性，但较典型的商办银行一开始就重视向近代工商业放款，扶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如1907年初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提出“以发展工商业为原则”的口号，1919年、1922-1926年该行对工商业的放款占总放款额的比例都在40%以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设后，即提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的口号，1926年的放款余额达3400余万元，其中工业放款占1/5，加上商业放款，则占到3/4；官商合办的通商银行给私营工商业的放款数量也占了不少比例且呈增长之势，对商号的放款从1897年至1904年间的20-90万两增加到1905年的二三百万两，辛亥革命前与通商银行发生贷款关系的私人工业企业就达14家。金城银行、中南银行也是注重对工业放款的典范。总的来说，虽然近代银行业对工商业的放款在放款总数中所占比重还不大，但它是逐年增长的。其中对工业的放款，增长速度又要快一些。20年代中期，银行对工业贷款额不断上升，供给工厂资金的方式也由短期融资转为中长期的厂基押款。当时银行的工业贷款一般集中在获利最多的轻工部门，贷户以大企业集团为主，虽然许多大银行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他们也通过其分支机构，与内地工业发生联系。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二三十年代活动遍及苏、皖、豫、鲁、鄂、川、津等省市，对近50家企业发放贷款。 银行对工商企业的支持不仅表现在资金融通上，而且在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也有所作为。如上海金融界组织国货工厂定期聚会，交流经验，改善经营，组成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协助贷款厂改善资本结构、提高技术水平，聘请专家审核业务报告并提出改进意见，派会计人员协助健全会计制度，还组织了棉叶研究会，聘请专家从事对棉纺工业经营管理的研究。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组织了诚孚信托公司来管理自己投资的纱厂，开办纺织实验所，培训纺织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参与研究改良植棉业等。 由于中国早期的产业资本不可能完全来自商业资本的转化，而近代银行在产业资本的集中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利润率的客观需要。甲午战后，中国被进一步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重大变革，也对中国发生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银行业的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相互渗透，混合生长，形成一种新的最高形态的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而在近代中国，资本集中两个最有力的聚合剂银行和股份有限公司都已出现，且在一战后得到了发展，出现了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互相渗透的趋势。一方面银行资本通过贷款和投资渗入到工业中，分享工业企业在战时的优厚利润；另一方面产业资本通过入股或创办银行，吸引银行向大资本的产业投资，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控制更多资金，共担经营风险。如192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大生织物公司和申新系统的放款分别占该行对纺织业放款的59.48%和11.81%，对茂新与福新系统的放款占对整个面粉业放款的76.65%，对中国水泥公司与启新洋灰公司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