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的论文.docVIP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的论文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的论文 【内容提要】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关 键 词】先秦名学/西方逻辑学/中国古代思想史 　　一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几乎任何一家思想都谈“名”、重“名”。不仅所谓的名家，还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乃至兵家、阴阳家都对“名”有着独特的理解，都将其纳入到其学说中，成为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史课题。对其他思想流派的研究来说，“名”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为什么各家都会重“名”，他们对“名”有着怎样的表述，“名”在他们的思想脉络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价值？到了汉代以后，关于“名”的论述为何越来越少，到了三国魏晋，“名”思想为何又突然复兴？这些，都足以构成研究课题。这项研究不仅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然而，一旦以“名”为课题展开研究，试图为之定义或分类，就会发现，这是一件极难做到的事情。“名”是一个意含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先秦秦汉时期，由“名”所构成的词语或概念，因各家对“名”理解的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除了专门以“名”为研究对象的名家外，其余各家也都各有表述，如王琯所言“惟当时诸子之言正名，有兼有专。兼者，如管子韩非以法家谈名，荀子以儒家谈名，墨子以墨家谈名，尸子吕子以杂家谈名。在其学说全部只占一域，或为所标主义之一种基念，或以论旨旁衍与名相通。”[1] (第23页)这就使得“名”的概念，不可能像“仁”、“义”这类概念有着比较鲜明的学派倾向和相对集中的表述，而只能成为各种学说中的附属概念，其结果是导致“百人百义”，倡导正名的名思想自身反而是最难正名的对象。 　　究竟什么是“名”？从中国古代文献看，几乎找不到一个关于“名”的完整的定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为之所作的释义是“名，自命也。从夕口，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这是从“名”的字形出发加以分析，把“名”看作为一个动词，表明“名”乃人的自称。我们从中可以读出“名”的基本含义和语言相关，或者说就是标记符号。如果中国古代的“名”只有的这一重含义，那用语言学或逻辑学去分析就容易得多。其实不然，中国古代的“名”有着非常广阔的使用空间。从语言的角度看，就词性而言，它有的时候是名词，表示名称。有的时候是动词，表示命名、指称。有的时候是形容词，指“有名”。就指称的范围而言，它有的时候指的是具体名称，有的时候指的是抽象概念。例如《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个“名”与第一个“道”相对应，指的是抽象的概念和范畴，第二个“名”与第二个“道”相对应，作动词来使用，第三个“名”(常名)与第三个“道”(常道)相对应，即是普通的名称。从释义的角度看，“名”的意义可以随其所指的对象以及“名”的使用者发生变化。例如名的对象在为物的场合与为人的场合，与“道”相关的场合和与“法”相关的场合，“名”的使用者为君主的场合与普通人的场合，意义的世界可以完全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又随着时代，随着学派的变异而发生变异。 　　弄清中国古代的“名”到底有哪些语义，有哪些使用方法只是辞典式的工作。对本文而言，在分析“名”于不同的场合究竟怎么被解释、被使用之前，有必要先为之分类。只有做出比较合理的分类，才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的世界中找出可行的途径来。 　　先看古人如何为“名”分类。伍非百先生曾经指出“尹文一派之形名家，与其他墨儒辩者之‘形名家’根本不同。墨分名为达、类、私三种，荀子分名为单、兼、共、别四类，皆从名之自身性质立言。而尹文则从名之所指的对象立言。”[2] (第476页)可见，战国秦汉时期，关于“名”的分类并不多见，只在《墨子·经上》，《荀子》及《尹文子》中可以看到。 　　《尹文子·大道上》对“名”作了如下的区分①： 　　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 　　“达名”、“类名”、“私名”及“单名”、“兼名”、“共名”、“别名”的分类法着眼于“名”作为一种范畴的外延，而《尹文子》的分类则着眼于“名”之对象。也就是说，前者仅从知识论的角度为“名”分类，后者的角度则宽泛得多，着眼的是“名”的社会功用(逻辑学界将《尹文子》在中国逻辑学史上的地位捧得很高，但其实《尹文子》中逻辑学意义上的论述非常少，以对“名”的区分为例，甚至看不到“达名”、“类名”、“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