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的论文.docVIP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的论文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的论文 【内容提要】“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摘 要 题】思想·文化 【关 键 词】策问/历史记忆/中史/西史 【正 文】 中国崇尚“信而好古”，已是学界共识。信而好古，不仅成为中国人做学问的一套主要方式，藉“托古”以争正统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注：钱穆晚年讲学，就特别讲到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仅孔子如此，也是中国人做学问的一套主要方式。参见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余英时论及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时，也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哲学的突破”是以“王官之学”为背景，而且“突破”的方式极为温和，往往是诸家论“道”皆“托古”以争正统，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7页。）及至晚清，由于社会变动不断加剧，对过去的重新阐释愈发突出。以“托古改制”名闻士林的康有为对此就有精到的解释，“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1]梁启超《古议院考》发表后，严复致书质疑，梁也因此解释说，“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2]这些都昭示着，“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而基于“建构论”(constructionism)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m)的立场，“传统”或“历史”是如何“发明”的，也当引起关注[3]。于此，就有必要进一步探问，“历史记忆”是以怎样的方式延续？ 有关历史与记忆的相关性，不是什么新问题，对此的阐述，可以说本身即已有悠久的历史。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尝试对人类的学问进行划分时，就表示，“对人类学问(learning)的最好分类是根据学问活动的主要场所——理性灵魂(the　rational　soul)——所有的三种主要官能而作的分类。”由此，他也指出，“历史与记忆相关，诗与相象相关，哲学与理性(reason)相关。”[4]进入20世纪，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对历史认识的思考，也强调人类历史通过记忆与现在联系起来，“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如果我们不想化为虚无，而想获得部分人性的话，历史就是奠定了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5]只是，这些文字都还只是强调历史与记忆的相关性，却未曾涉及记忆是如何展开的。就此而言，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占据重要位置，也不难了解。如论者所指出的，“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哈布瓦赫无疑是第一个强调这一点的社会学家。”[6-p59]哈氏关注于“记忆的社会框架”，还通过具体例证说明，依据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此来对照中西沟通中所产生的种种现象，或者可以说，援据历史，亦即是唤起历史的记忆，构成晚清中国理解陌生的外部世界的重要环节。相应的，关注历史记忆在晚清是如何延续的，对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演进，也是重要的视野。 本文拟依据晚清中国特殊的媒介形式——“策问”，分析“历史记忆”的延续方式。无论从哪方面说，“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被唤起，都是事出有因的。清初广织“文网”，以收缴删禁图书的方式磨灭人们的历史记忆，早已埋下其“复活”的根基；而所谓“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大变局”，更使本土历史记忆资源广为开启以应对之。实际上，晚清中国“历史记忆”之唤醒，也明显受两个因素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就前者而言，近年来已不乏这方面的论作（注：王汛森分析了清末历史记忆的复活，以及服制等生活传统之隐而复现，如何影响到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一群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上的选择。沈松侨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