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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之争”可以休矣！的论文 “儒教之争”可以休矣！的论文 不知从何时起，一场有关于“孔学”是否宗教的纷争便悄然开始了——或许倒可以将其正式追溯到一本叫做“中国儒教史”的书的面世，而且即使时至今日，这场纷争却依然是沸沸扬扬，如火如荼，余兴未了，方兴未艾甚至还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纷争可以休矣——这不仅是因为它毕竟不是什么正经事，而且更其因为，它无疑又乃是与孔学的思想意旨相背离的。究其实，正是自近代以来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所自觉担当的启蒙意识在思想中作祟的缘故。 在某种意义上说，孔学的确可以说是“宗教”——这根本是因为，毋庸讳言，它是有神论的，而且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当忘记孔子自己曾说过的这样一句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与此同时，在这一问题上，其实他又是十分谨慎的，“子之所慎：齐，战，疾”——而“斋”无疑更是其中的慎之又慎者，是第一慎。而这显然更是在告诫我们：毋轻议之！而且在他看来，“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由此我们似乎还可以得出他是根本反对“背教改宗的精神”这样一个结论。什么叫“背教改宗”？对此，向来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柏克曾有过一段精辟表述，“在我看来，当前的法国革命……与任何那些在欧洲所发生过的纯然建立于政治原则基础之上的革命绝少有相通或相似之处。它是一场学说和理论教条的革命。它与那些在宗教方面所发生的变革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在那些革命中，背教改宗的精神成其为其中重要的部分”。因而法国革命便与宗教改革有着某些相似性。然而“此种一般性政治宗派的精神”，或者说是“此种以武力为后盾的教义”，又是根本“与宗教相分离的”，而且实际上是无神论的；指引着法国革命的“理论教条”纯粹是政治性的。但是由于那场革命将政治权力已延伸到了宗教以及“甚至是人类心灵的构成”，因此它就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最“彻底的革命”。它的成功不能由激励着它的政治原则来加以解释，尽管那些原则一直以来就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和感染力或者说是蛊惑性和煽动性，因为它们“最能迎合没有头脑的大众的天然倾向”。所以以前有好些次反叛“是以这些人权为根据的”，比如说中世纪的扎克雷起义和约翰#8226保尔以及英国内战时期的极端派——毋宁说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曾发生过的不胜枚举的的农民起义。但其中的问题是，这其中却没有一次反叛的企图取得了成功。法国革命的成功只能由它的特征中区别于所有同类事件的那种特征才能得到解释。法国革命是第一场“哲学革命”，而且它也是第一场由文人、哲学家、“纯种的玄学家们”所发动的革命，他们“不是叛乱的附属工具和鼓吹者，而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经营者”。它是“雄心勃勃的精神与思辨的精神相互联系起来的”第一场革命。 为此，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延伸阅读一下李大钊先生著名的《法俄革命论》，或者可以拜读一下刘小枫先生的《儒家革命渊流考》——要知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似乎是反对任何名义之下的“革命”的而不管它到底有多么的“正义”。于是乎我们看到，他们总是要为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革命讳莫如深，就像孟子之于“汤武革命”一样。而且要知道，“子之所慎：齐，战，疾”——其中的“战”，无疑乃是处于第二位的慎，它处于“齐”、“疾”二者之间，而且谁能说此三者间没有任何一点关系呢？人食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疾”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可以在平时注意饮食，可以像孔子那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而“齐”与“战”却可以通过谨慎或慎重从中加以把握——当须知，此二者原系当是时也的“国之大事”，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中“祀”就是“齐”，为其所指谓的乃是宗教之事；而“戎”就是“战”，为其所指对的战争之事。此二者乃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其他毋论。因此孔子当年的周游列国似乎便可称之为“和平之旅”，至于当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孟子其实也是一样的——然而其中的问题只是，“子以为泰乎？”那样做很舒服、很风光么？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就像现代人那样去跑官要官呢？因此那些“子以为泰”者，很显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而对孔子、孟子这样的人尚且如此的误解，又如何可以搞出什么像样的学问呢？因此正如“齐”与“战”或“祀”与“戎”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并且共同构成了“子之所慎”的第一与第二个“慎”，因此若不能慎重处理好前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便很可能接踵而至；当然更不要说是第三个“慎”，即“疾”甚至于无疾而终，死于非命了。 为便于理解，也许我们倒可以将“齐”或“祀”相应置换成“意识形态”或“舆论导向”。凭谁问：“舆论导向正确是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人民之祸”？而且这又哪里是在恫吓、恐吓？也就是说，若“齐”/“祀”或宗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