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犯罪侦查学到物证技术学和证据调查学研究.docVIP

从犯罪侦查学到物证技术学和证据调查学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所走过的60年历程中，我们证据学教研室的教学科研重心发生了两次主要的转变。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教学科研重心从犯罪侦查学转向物证技术学;第二次是从20世纪末开始，教学科研重心逐渐从物证技术学转向证据学学科群，包括证据法学、物证技术学、证据调查学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在相关学科的高等教育中创造了若干个“新中国第一”，例如，我们第一个在高校中开设了“犯罪侦查学”课程(1953年，当时称为“犯罪对策学”);我们创建了第一个高校犯罪侦查实验室(1953年);我们建立了第一个高校的物证技术鉴定机构(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我们创办了第一个证据学领域的学术专刊(2000年，《证据学论坛》);我们成立了第一个证据学科研机构(2006年，证据学研究所)等。由于物证技术学和证据调查学代表了本教研室的学科特色，所以笔者在本文中主要介绍这两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情况，而这两个学科都是从传统的犯罪侦查学中衍生出来的。 　　一、犯罪侦查学的发展与演变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之后，教学方案主要以前苏联相关学科的教学方案为蓝本。1953年2月，法律系决定开设“犯罪对策学”课程，周惠博先生参与了该课程的筹建工作，并成为全国高等法律院校犯罪对策学的第一任教师。当时，从事犯罪对策学教学工作的老师属于刑法教研室。1953年6月，法律系建成了犯罪侦查实验室。这是我国高等法律院系中最早建立的犯罪侦查实验室。 　　1953年，前苏联的犯罪对策学专家柯尔金教授应邀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学。他用将近两年的时间为法律系的师生全面系统地讲授了这一学科的内容，徐立根先生担任了翻译。犯罪对策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既包括犯罪活动的规律，也包括查办犯罪的对策;既包括犯罪侦查的策略方法，也包括犯罪侦查的技术手段。当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学院、东北政法学院和西北政法学院等院系先后派教师来人民大学进修这门课程，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部门也派人来听课。后来，徐立根先生将柯尔金教授的讲稿翻译成中文，于195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苏维埃犯罪对策学》(上、下册)在全国法律院系以及公、检、法等政法部门广为使用，对于推动犯罪侦查的教学和实务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60年代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国犯罪侦查学发展的停滞或倒退时期。197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一切教学工作都被迫停止。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之后，徐立根先生和周惠博先生等教师便开始了犯罪侦查学的教学重建工作。1979年，公安部三局组织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犯罪侦查学知识的专业教材《刑事侦察学》，徐立根先生是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82年，署名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事侦查学教研室编著”的《刑事侦查》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同年，司法部和教育部联合组织编写出版了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徐立根先生担任了《犯罪侦查学》一书的副主编，并实际上担任了全书的主要统稿工作。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招收了首届犯罪侦查学硕士研究生，学生两名，笔者和刘刚。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全国首批犯罪侦查学的硕士研究生。 　　这一时期的犯罪侦查学教材的内容体系一般都是由三部分组成，即犯罪侦查技术、犯罪侦查措施、各类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不过，许多专家学者对于这样的学科体系提出了质疑，并且提出了不同的改造方案，如“二块说”、“三块说”、“四块说”、“五块说”等。在“二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应该由犯罪活动规律特点和侦查对策两部分构成;另一种意见认为从总体上看侦查学学科体系可分为基础理论部分和应用理论部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应包括侦察对策和侦察谋略两部分。在“三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可分为犯罪侦查学的基础理论、犯罪侦查的策略方法和各类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三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比较研究三部分。在“四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关于侦查和侦查学的一般原理、关于侦查措施的规律和方法、关于案件侦查的规律和方法及其他有关内容四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学科体系包括侦查原理、侦查措施、侦查策略、侦查方法四部分。在“五块说”中，一种意见认为侦查学学科体系由侦察主体与客体、侦察决策活动、侦察情报信息、侦察谋略以及侦察措施与方法组成;另一种意见认为该学科体系由犯罪规律、侦察对策、预防犯罪、国外刑侦理论及实践、刑侦组织机构组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该学科体系由刑事侦察学的基础理论部分、侦察措施和策略部分、侦察情报部分、侦察技术和技能部分、侦察程序和方法部分构成。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犯罪侦查学教师则在探索自己的学科改造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