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再思考--兼本土化方法初探.pdfVIP

傳播研究本土化問題的再思考--兼論本土化方法的初探 一、前言 傳播研究為何要本土化？自 1978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中國傳播研討 會」以來，傳播研究本土化的呼籲就不斷地提出；從 1978 年到兩千年年初這 20 多年以來，也不斷有學者提出本土化的呼籲。到了 2004 年，集結港台兩地、日 籍、以及華人學者，以專書形式分別出版了《台灣傳播學的想像》與《中華傳播 理論與原則》，由此可見，本土化的議題不斷地被華人傳播學者拿出來討論，或 許到了今天這個問題到仍深具意義。 1 然而，學者們的呼籲是否表示，過去 20 多年來，我們的傳播研究並沒有本 本化？更具體而言，我們的傳播研究不正是以「本地的研究素材」為研究對象 （例 如研究台灣媒體的腥煽色現象，或是進行某大報的個案研究），難道這些還不夠 本土？如果這些研究對象都不夠「本土」，那麼傳播研究本土化的問題和意義究 竟是什麼？這些都是本文嘗試釐清的問題。除此之外，透過理論層面的思考，本 文也嘗試建構出看待本土化研究的方法。 二、本土化的歷史意義 本土化的主張是有其歷史和社會條件的支撐。Atal(1981)指出，1970 年代， 非西方國家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國家發展深深地依附於西方國家；她們察覺到，西 方國家的發展模式並不能照搬照套地運用在本國情境。除了要擺脫依附於西式現 代化的發展之外，這些國家的學者也要求擺脫依附西方學術的問題，進而展開學 術研究本土化的呼籲。雖然當時各方對於本土化的理由所持不一2 ，但是在1976 年由聯合國教科文機構（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1另一方面，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在 96 學年度「頂尖大學計劃傳播領域報告」之中，更明定「建 立本土導向的傳播研究模式，發展本土傳播理論」為其重要的目標之ㄧ。就此而言，傳播本土化 之重要性已然超越學術領域的範圍，成為政治大學意欲達成頂尖大學的關鍵；換句話說，傳播本 土化的議題也被賦予了政治上的意義與重要性。詳見政大傳播學院《傳播領域發展計畫 96 年成 果報告》，網址：.tw/toppaper/index.php?id=60 。 2 例如，有人以民族主義的視角來看待學術依附於西方的困境，有人則認為不能閉關自守，並承 認西方學術確實有其必要性。參見Atal(1981) 。除此之外，時序來到1988 年，當時的《International Sociology》第三期探討了一系列有關本土化的論文。簡言之，這期投稿的學者雖然對於社會科 學致力於普世主義(univeralism)的企圖有所質疑，但是他們也思考到本土化與普世主義的關係， 以及思考到本土化作為一種解放知識的可能性，特別參見Akiwowo(1988) 、Park(1988) 。 1 Organization ；UNESCO ）所組織召開的「社會科學跨區域合作會議」（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之中，反省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多聚 焦在引進西方理論，並且說明為什麼要進行本土化的原因： …在第三世界的社會科學通常被視為（與本地）無關的，並且在地的社會 科學家還被人們指控，他們與他們自己所處的社會業已分離 3 。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學者們同樣認為自西方引進的現代化理論（或發展理 論），並不能釐清本地的發展問題，因此，重新思考本地社會的特殊性、重新思 考自己與本地社會的關係，便成了本土化論辯的核心。綜而言之，70 年代在國 際上頓時刮起了一股「在地轉向」的風潮，而這種本土化的議題焦點主要是集中 在「國家發展」與「學術研究」的層面上。 約莫晚了十年，直到 70 年代末，這股「在地轉向」的風潮也吹向台灣社會。 70 年代，國民黨政府挾著其威權與親向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發展（主要是經濟的 發展）統治台灣。直到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一連串國際上外交事件的挫敗，以 及國內黨外運動的活絡，在在頓挫了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的正當性；此時，西方 國家成功的發展模式，逐漸不再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人們關心的反而是威權統治 的正當性問題。特別是，人們對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