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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史写作：共时的结构 南　帆 内容提要　通过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现状的考察，认为迄今多数当代文学史著作仍将时序 作为组织文学事实的主轴，文章提出并着重阐述了对当代文学史进行共时的结构研究—— 擅长将众多文学事实从时序之中转换到共时的平面上，在其相互关系的网络内部发现特 定的结构，或者在特定的结构内部分析各种文学事实的特征。结构、因素、关系，成为 可能构思另一种当代文学史的三个有效的关键词。 一 “当代文学”似乎已经演变为一个中性的概念——划定 某一个时间段落的文学。据考，这个概念最初出现于20世 纪50年代后期。那个时候开始，文学研究逐渐放弃了五四 文学革命之后的习惯表述“新文学”。这个改变隐含了社会 以及文化性质的一套完整阐释：“‘当代文学’的概念的提 出，不仅是单纯的时间划分，同时有着有关现阶段和未来文 学的性质的指认和预设的内涵。”① 现在，这些阐释成为常识， “当代文学”亦作为一个固定的称谓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相对地说，“当代文学史”的概念仍然立足未稳。现今 看来，最为彻底的质疑显然来自一个观点——“当代文学 不宜写史”。这个观点的始作俑者是著名的文学史专家唐弢。 争论开始之后，施蛰存曾经出面为之助阵。他们否认当代 文学史写作的主要理由是：“当代”与“史”即是矛盾。当 代文学处于“现在进行式”，一切都在未定之数，匆匆忙忙 地冠以“历史”多少有些轻率。“历史需要稳定”，“当代事， 不成‘史’”——以历史的名义做出结论必须拥有特殊的权 威，通常意义上的一家之言算不上合格的历史著作②。 尽管唐弢与施蛰存均为学术泰斗，他们还是无法为当代文学 史写作降温。人们至少可以争辩说，文学史著作具有多种 模式，包括对于时间距离的多种理解和处理。当代文学史 写作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现场的情绪、带有参与者的体温， 漫长的时间距离可能修正作者的偏激、盲视或者个人恩怨 引起的不公，然而，人们必须偿付代价。史料丢失、无法 还原事件的脉络、局外人的冷漠、因为时过境迁而察觉不 到当时的气氛——这些都可能成为时间距离造成的损失。 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史”的合法性无可非议，必须 推敲的是另一点：哪些人是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合格作者? 据统计，截止1999年，“以‘当代文学’或‘当代文学史’ 命名的著作共有48部之多”③ 。当代文学史数量如此之多， 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这种写作是否慎重。相对于通常意 义上的历史厌倦症，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畸形繁荣令人不 安——似乎没有多少作者深刻地考虑过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提供教材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最为常见的动因。现成 的订单常常冲淡了必要的追问——文学史写作的根本目的 是什么?另一些作者似乎更多地因为学术等级的压力而介 入文学史写作。相当长的时间里，学院内部无形地认可了 一批观念：训诂考据的学术含量高于义理阐发，古典文学 研究的学术含量高于现代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含 量高于文学批评。屈从于这种学术等级的产物即是，许多 人将由文学批评转向文学史写作视为学术成熟的标志。 历史写作历来是传统文化之中的重大事件。历史著作 远远不止于收集资料、留存档案。历史写作的意义同时还 在于立规矩，明是非，褒扬传统，为后人提供一面镜子。 永驻史册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文学史写作显然 包含了巨大的文化权力：确立文学经典，倡导文学规范， 区分一流作家或者三流作家，主宰学院内部的文学教育， 如此等等。许多时候，文学史写作隐含了指点江山、臧否 人物的巨大快感。然而，如果作者未曾拥有足够的“史识”， 那么，文学史写作很可能成为权力的滥用。正如一个民族 的历史常常是民族自我认同的归宿，文学史写作也是文学 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这通常包含了某一个时段文学成就、 价值和功能的评价，包含了文学理想的倡导以及对未来文 学的展望。总之，文学史不仅汇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同时还汇聚了自我、社会、历史。显然，这两方面交织将 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经纬线。 “当代文学”是一个宽泛的时间限定。然而，“当代文 学史”必须提供一个明确的时间界桩。这涉及通常所说的 文学史分期问题——一个争讼不断的焦点。许多时候，人 们因为不同的文学史分期辩论得面红耳赤。我更愿意认为， 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文学史分期。各种文学史分期观念 表明了处理历史资料的不同视野、参照坐标以及认识目的。 进入历史的角度肯定不只一个，重要的是，每一个角度如 何提供与众不同而且又令人信服的解读。一种相当普遍的 观点认为，“当代文学史”的上限必须上溯至1942年毛泽 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如洪子诚指出的那 样，20世纪40年代前期“是一个文学共生的时期”。左翼 文学、革命文学与“纯文学”、通俗文学以及种种“自由主 义”作家均占有一席之地 ④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