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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教育研究方法论发展的回顾与反思作者： 周云华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阶段 新中国的建立，带来了一个独立的中国，也带来了一个秩序稳定，人民团结，社会风尚显著改善的社会，这样自然而然地就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了万民敬仰和举世钦佩的社会统治意识和国家的指导思想[1]。在这样的形势下，新中国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新中国惟一的指导地位，一方面对旧的教育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批判，另一方面在全面学习苏联的经验中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如从建国之初到1966年期间，教育界先后对武训精神、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的教育”、杜威的实用主义、胡适的唯心主义、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等也进行了清理和批判。到1957年，由于“量力性原则”因与“大跃进”精神不相符合，又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教育学”中“量力性原则”的批判和否定。在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当时认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还没有经过系统地彻底地清算”，“如果不进一步予以批判，就不能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阵地，不能更好地做好我们的教育工作”，又开展了对“宣扬生物学的教育思想和超阶级的爱”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母爱——的批判，当然对心理学也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对破除对西方教育理论的迷信和纠正教育的完全独立性、教育的无阶级、教育的生物学化等片面的思想方面，对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教育科研里惟一的指导地位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批判的过程中，使学术的批判仅限于政治的声讨，政治的批批判和群众运动，这就使得批判往往言过其实，流于片面，导致了“其政治的影响大于学术的影响的”[2]。 另外，我国的教育研究由于苏联教育科研对马列主义研究多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因此也翻译、出版苏联教育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断地借鉴和学习苏联的教育科研经验。 我国在1949年到1956年期间的教育研究学习苏联和批判旧中国教育研究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的教育实际问题的主要原因是：1.建国以后，由于建立了一套新的社会政治体系，需要新的指导思想来治理国家，因此对旧的思想包括教育研究方法论等的批判自然是必要的。2.多年战争遗留下来的巨大创伤带来经济的长期萧条，以及新中国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这使得新中国的教育科学研究缺乏资金的投入。3.二次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全面的、长期的封锁，使得我国的学者不能，也没有机会对国外的各种哲学思想进行系统地研究、学习以及交流。4.我国没有社会主义教育科研的理论知识不够。 通过对旧中国教育科研体系改造和全面学习苏联后，我国从根本上废除了受西方影响的旧中国的教育科研体系，而代之以苏联的教育科学研究体系，使新中国的教育科研都完全倒向了苏联。当然经过学习和批判，我国教育科研工作者开始从思想上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自觉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研究教育科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与理论已经在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的研究与教学中初步建立了统治的地位。”[3]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毛泽东在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随后又提出要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中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八大也提出了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并要“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后，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在反思前一阶段学习、移植苏联教育科学研究体系的经验和教训时，也在改变机械照搬照抄苏联模式的做法，纠正过去教育科研中的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的错误，努力地探索一条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中国的教育科学研究的道路。本来在对前期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批判的反思的良好进程中，中国的教育科研会出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到了1957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一大批的教育学的名望学者被划为右派并遭到批判。这些学术领域的批判挫伤了当时教育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强调要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对待教育科学研究[4]，在这种“左”的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完全忽视了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西方教育思想的继承、借鉴和吸收，进而影响了我国教育科学研究的进程和发展。 这种强调阶级性的思潮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更是发挥到了极至，表现在：用阶级斗争的标准对教育科学研究进行多次批判，在批判中以政治标准否定科学结论，“阶级性”成了教育科学研究的首要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话语直接构成了那时唯一正确的教育研究方法论，大段地引用革命领袖的话语，以语录代说理，以语录论证，最终使教育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