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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建筑美学新思维 非总体性思维 现代主义建筑的几何霸权和纯净主义美学基本上是以一种明目张胆的“压迫性总体化”（阿多诺语）来调控和引导建筑的美学走向的。当文丘里、菲利普?约翰逊等人起而挑战这种“压迫性总体化”，当反现代主义运动在建筑领域日益变得蓬蓬勃勃的时候，现代主义的大一统格局很快就被打破，总体性受到重挫。不幸的是，当后现代主义建筑大量涌现时，建筑师们很快就预感到，他们很可能会像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从一种处境跳入另一种处境”一样，从一种总体性跌进另一种总体性。这种以一种专制取代另一种专制的美学革命，是当代建筑师和美学家最不愿意看到，最不能接受的，因此，从反现代主义运动以来直至当今出现的各种新建筑观念，无不把抵抗总体性、追求差异性作为预防和驱逐任何形式的美学专制妖魅的旗帜。 阿多诺（Theodor W·Adoeno，德国哲学家）说，“人类的解放决不意味着成为一种总体性”。为了在不同种族的人类之间进行沟通和了解，确实需要某种共同的价值标准、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情感，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类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都应该遵循同一种总体性。对审美，具体地说，对艺术和建筑来说，总体性通常只能是一种惰性力量，甚至可以说，它是创造性最可怕的敌人。 总体性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具有一种周期性病态发作的惯性力量。当艺术上的一种总体性遭到致命打击之时，往往正是另一种总体性悄悄出笼之际。所以阿多诺认为，如果艺术始终是激进的，它就始终是保守的。强化与支配性精神相分离的幻觉，“它在实践上的无效以及与没有减轻的灾难的同谋关系就显然是痛苦的”。它在一个方向上获得，又在另一个方向上失去；如果艺术绕开贬黜历史的逻辑，那么它必定要为这个自由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中之一就是难以符合历史逻辑的再生产。阿多诺对逃离总体性一直持一种矛盾、怀疑甚至是悲观的态度。他曾说过，我们可以忽视总体性，但总体性却并不忽视我们。仿佛总体性是一种如影随形、神出鬼没、无法摆脱的东西。在他看来，逃离总体性既不可能，又无必要。因为你在对抗总体性时，“在一个方向上获得，又在另一个方向上失去”。可是，大多数建筑师并不同意阿多诺的观点，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提高建筑师的关注力、知觉和选择的能力，充分发挥建筑师的自主性和捕捉与表现自我差异性的能力，以图逃离总体性的陷阱。 被菲利普?朱迪狄欧（Philip Jodidio）誉为思想型建筑师的斯蒂芬·霍尔（Steven Holl）说过：“建筑与其遵从技术或风格的统一，不如让它向场所的非理性开放。它应该抵制标准化的同一性倾向……新的建筑必须这样构成：它既与跨文化的连续性适配，同时也与个人环境和社区的诗意表现适配。”霍尔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同一性或总体化，他心中理想的建筑，是既合乎个人生存的文化境遇和环境境遇，又具有某种异质性因素的建筑。 摩弗西斯事务所的主将汤姆·梅恩一向以特立独行而著称，他虽然没有像屈米和迈克尔·索尔金（Michael Sorkin）那样，呼唤丑陋的建筑，但他对建筑形式与风格的忽视几乎与他对建筑结构和空间的重视一样出名。他对拼贴式的、虚假的后现代主义怀着深深的厌恶，对80年代流行一时的虚假的多元论更是不屑一顾。他曾说，“今天，我们有可能评价我们多元世界里共同的价值系统，在这个世界，现实是混乱的，不可预测的，因而终究也是不可知的。冒险已经成为我们的操作原则……今日建筑的中心主题之一，是关于一个建筑师是否可以摆脱内在于我们环境的、腐蚀我们的自主性、自我意识甚至个人心智的心理和社会的势力而独立行动的问题。”梅恩和他的其他合作者们一样，极为重视艺术创造的个人性和独立性。在他们看来，个体不应该受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的影响，不应该受制于宏观理性，而应该听从自我的纯粹创造使命的指引，走“小叙述”也即个人化道路。只有这样，建筑才能摆脱同一性和总体性的怪圈。 同设计维也纳Z银行的G．多米尼希(Gunther Domenig)一样，蓝天组的沃尔夫?普瑞克斯（Wolf Prix）显然也把建筑当作了一种叙述性和表情性艺术。他真诚地希望建筑师的设计能够和作家们的创作一样，充分构拟、揭示和表现我们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说：“我们应该寻找一种足以反映我们世界和社会的多样性的复杂性。交错组合和开放的建筑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怂恿使用者去占据空间。”唯有语言艺术能够自如地描绘、揭示和诠释心灵、自然和社会的复杂性，这种常识普瑞克斯当然知道。但是，他和许多当代建筑师一样，急切地希望建筑能够超越自身的极限，用自己特殊的语言同总体性抗衡，所以难免对建筑的叙述性和表情性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许。 比起普瑞克斯，迈克尔·索尔金属于那种思想激进、敢说敢干的、富有青春气息的建筑师类型。他的建筑主张往往带有强烈的达达主义式的叛逆色彩。他说：“……应该让建筑出来为无理性的幻想申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