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调解的理论与实践思考_0.docVIP

检察院调解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近年来,随着西方“adr运动”的发展和“恢复性司法”的兴起，人们认识到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智慧，其教判决更加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因而被广泛提倡。但在法官主持下的调解，受诸多因素影响，也存在需要规制的地方。在能动与克制之间，法官调解了一个又一个案件，化解了矛盾。因而有必要研究调解的理论与实践。 一、调解的理论与 实践 和合故能谐，和谐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孔子将“和而不同”作为理想人格的标准，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个群关系、人我关系的角度，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并提出一系列旨在实现人际与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以及建设大同社会的远景理想。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而“道”的重要特征即是“和”，从主客关系、物我关系的角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则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宋明理学对古典和谐思想予以辩证综合，或从物我和谐推及人我和谐，或从人我和谐推及物我和谐，同时十分看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这是全部人生和谐的现实基础，是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与境界。因此儒家思想、和谐理念是中国传统的传统调解理论的基础。而形成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及由此推动的人民调解的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中国的司法实践。因此有学者认为对于对于陕甘宁时期的调解制度的研究存在两种主张。一种是“文化延伸论”,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所推动的调解运动不过是中国传统法律中受儒家伦理影响的“无讼”思想的体现和延伸，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实践继受了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另一种是“文化断裂论”，认为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人民调解制度与中国历史上的调解传统在性质、权威依据、目的和手段等方面存在着截然不同，它差不多成功地“改变了调解的过程和功能”，政治功能强烈地渗透在调解中，以至于指导着调解人对纠纷的看法以及用来解决纠纷的标准，从而调解的政治功能遮蔽了其解决纠纷的功能。调解已被发展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工具，一方面是为了解决纠纷，另一方面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意识，以此来贯彻党的主张、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对社会的重。调解理论发展到现在，有学者提出从“司法和谐论”到“司法能动论”的发展变迁。 二、能动与克制之间的调解 （一）大众情感、群体事件、司 法效率与调解 案例二、原告南昌长江建筑装饰工程公司等三起案件诉被告安徽奥吉斯电器有限公司、安徽奥吉斯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奥吉斯电器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三原告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三被告银行存款或查封等额的其他财产。并由第三人提供担保。本院依法对被告帐户进行了查封，被告以查封系工人工资为由要求解封，并围攻天长市政府和法院，原告也提出如果法院解封，就派人到省政府堵门并将相关视频资料上传网络，两方均向法院施加压力，最终在天长市委、法院主持下三原告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 案例三：周成要诉杨培厚、吴厚平房屋买卖纠纷案，在二审期间，法院组织调解，三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在拿到调解书后周成要之父周文华反悔，不停上访，该案经复查后再审，再审维持了原调解书，周成要之父周文华仍不服，坚持上访。 戴永华成为植物人，作为健全的大众感情，首先同情戴永华，但其家人非理性的情绪，堵塞大门，可能使得“健全的大众感情”向上演化为多数人的暴政，向下则使得社会生活无序化。另一方面，“大众感情”本身是一种直观的道德评价，它并不能引起法律责任的承担，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自己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将一个民事上的利益冲突巧妙的转化为法院判决而加以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对“健全的大众感情”的遏制不只是法律确立自身权威的过程，也是一种理性的象征。法院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加大调解力度，既体现能动的一面，又体现迫于无奈的一面。原告南昌长江建筑装饰工程公司等诉被告安徽奥吉斯电器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方式为案件的开端，法院不得不组织人员赶到现场处置，通过两天两夜的谈判，最终案件得以调解。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本质是一场社会的法治危机，通过司法及时妥善处理，整合冲突的利益，以形成共识。调解的结果也是在法院最大的主动、忍耐和克制前提下形成的。周成要诉杨培厚、吴厚平房屋买卖纠纷案，调解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当事人多次上访引起复查和再审，最终维持原调解书，容易激化矛盾，导致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效率，即是在诉讼中所投入的司法资源（包括人力、财力、设备等）与所取得的成果之比例。讲求诉讼效率就是要求以一定的司法资源投入换取尽可能多的诉讼成果，即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工效，加速诉讼运作，减少案件拖延和积压现象。诉讼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诉讼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