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荆子鼎.docVIP

三論荊子鼎 （首發） 黃錦前 河南大學出土文獻研究中心 2011年上半年，湖北省隨州市淅河鎮蔣寨村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家族墓地M2出土的一件荊子鼎，其銘文雖極簡短，但內容卻與傳1948年河南洛陽出土的保尊、保卣等器關繫密切，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因而有特殊的歷史意義，遂引起學界的極大關注。 荊子鼎銘文公佈後，我們曾撰成小文，據有關字形和辭例，認爲銘文中的“”實即“荊”字，“荆子”即“楚子”，並就相關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又撰拙文對銘文中“荊子麗”的“麗”進行補充討論，在李天虹老師“麗”當讀作“邐”說法的基礎上，嘗試將其讀作“蒞”或“位”，訓作臨。而非如有學者所理解的“荊子麗”即《史記·楚世家》中的楚王熊麗。這裏主要再就銘文中的“荊子”即器主的身份試作補充論證，以就正於方家及同好。 爲了討論的方便，先按照我們的理解，將荊子鼎銘文隸釋於下： 丁巳，王大祐。戊午，荊子蔑曆，敞白牡一；己未，王賞多邦伯，荊子麗，賞鬯卣、貝二朋。用作文母乙尊彝。 諸家多已指出，該鼎銘文所錄，內容與保尊、保卣等器關繫密切。現將保尊、保卣二器銘文（二者銘文相同）錄釋如下： 乙卯，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誕貺六品，蔑曆于保，錫賓，用作文父癸宗寶尊彝。遘于四方會，王大祀祐于周，在二月既望。 西周早期（成王世） 李學勤等先生皆已指出，該鼎係成王時物，與保尊、保卣所記載的祭祀典禮有關。隨後，李學勤先生又進一步指出，鼎銘反映的是周成王時期岐陽會盟的情況（以下簡稱“李文”）。他論證說： 保卣、保尊與斗子鼎記載的，是成王時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卣、尊銘說“四方會”，可參照《尚書·康誥》所說“四方民大和會”，是指已屬周王統治的四方諸侯的大聚會，對成王朝見，這件事實際見於傳世文獻。 《左傳》昭公四年：“六月丙午，楚子（楚靈王）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台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杜預注云：“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傳文所說成王岐山之蒐，實際是諸侯的會盟。杜注鑿定其時在自伐奄回歸之時，是根據《尚書·多方》的序推想的，不一定可信，但對岐陽地理位置的說明是準確的。 《國語·晉語八》：“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前人認爲也是講“岐山之陽”的這次會盟。 《詩·閟宮》說太王“居岐之陽”，《皇矣》也講文王“居岐之陽”，“岐陽”就是我們熟悉的周原遺址所在，周初封周公爲采邑的“周”。保卣、保尊云“四方會，王大祀祓于周”，這個“周”不是宗周（鎬京），也不是成周（洛邑），而是岐陽的周。周原遺址出土的西周卜甲、西周陶文，常標記爲“周”。因此，保卣、保尊和斗子鼎所載，正是成王岐陽會盟諸侯的史跡。 《左傳》稱岐陽此次會盟爲“蒐”，“蒐”是春季的田獵活動，詳見《周禮·大司馬》等書，據稱當以仲春舉行。保卣等銘文雖未明說到有“蒐”，但所記“二月”恰好是仲春之月，這恐怕也不是偶合。 李文的分析，我們認爲是有道理的。 另外，該鼎之時代，還可以從器物形制、紋飾等方面加以說明。李文已指出，該鼎系分襠的柱足鼎，可歸於王世民等先生《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鼎的III型I式。他說： 保卣、保尊從形制、紋飾看，在西周同類器中最爲古樸，《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定之爲成王時物，是完全正確的。斗子鼎的形制、花紋也頗有特色，與之最接近的是燕侯旨分襠鼎，其銘文云“燕侯旨初見事于宗周”，是第二代燕侯即位不久時所作，估計在成康之際，而器上的饕餮紋是分解的，兩側有橫出的羽毛形，也見於成王時較早的康侯封方鼎，所以把斗子鼎排在保卣、保尊同時，是沒有問題的。 在前述小文中，我們亦曾指出： 鼎出自曾侯墓，年代最起碼不晚於該墓，亦當在西周初。鼎銘自言“荊子”，則知楚國初始實從鄉人俗語自稱“荊”。而年代在其前後的周原甲骨，H11:83片云“今秋楚子來告”；H11:14云“楚伯乞今秋來即于王”。王宇信先生根據對周原甲骨所見“王”字字形的型式分析，將H11:14片的年代定在成王期，可作參考。而H11:83片，辭稱“楚子”，其年代顯然在H11:14片之前。荊子鼎銘自稱“荊子”，其年代顯然不會在成王之後。從鼎銘記時風格及祭祀用“白牡”，又云“王賞多邦伯”類字眼處還可見殷人遺風，因此，荊子鼎的年代應定在由殷入周後不久。 另外，從該鼎銘文的某些文字如“戊午”、“鬯”等的寫法以及整篇銘文的佈局及書風來看，將其時代定在成王之時也是合適的。 總之，從荊子鼎銘文內容、文字寫法與風格以及器物的形制、紋飾等多方面情況綜合來看，將其時代定在成王之時應該是比較合適的。 周成王生活的時代，過去學者根據有關文獻記載，推定在公元前1055年至公元前1021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將周成王在位時間定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