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docVIP

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当前中国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要谈这个问题，首先要对中国的社会体制做一个判断。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情况下，中国以其独有的竞争力、效率和适应性日益吸引着世人目光。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形势，世界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说法。一种说法叫做“中国模式论”，认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有活力、政治最稳定的国家，目前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出现了太平盛世，是值得世界上许多后发国家学习的模式；另一种说法叫做“中国崩溃论”，认为当前的中国“酝酿”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存在很大的社会风险。持这个观点主要是一些海外学者和海外媒体。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能简单用哪种模式解释，只是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矛盾的凸现期。 一、群体性事件与社会稳定 那么，今天的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国家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我首先要讲的是“群体性事件与社会稳定”。今天我们之所以如此关心群体性事件，就是因为群体性事件是我们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窗口。 最近十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正在迅速增加。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1993年全国共发生群体性事件8709宗，1999年超过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6年90000宗；而群体性事件的类型也开始从单纯的社会纠纷衍生出了维权类，社会纠纷类、社会骚乱类等多个种类。 （一）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 1、农民问题。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彭荣俊是衡阳一个普通的农民，他通过宣读中央文件的方式发动群众，成立了一个由13名“减负代表”组成的队伍，组织了上访、宣讲中央文件、直接与镇村干部谈判等一系列的维权抗争行动，对最终取消农业税起到了积极作用。2008年12月6日，彭荣俊被第四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农民风云人物”。但也有少数农民从对基层干部施政行为的怨恨发展到对体制的不满情绪，从单纯的税费之争到了整个土地问题引发的争执。目前，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农民问题的焦点，也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问题的变化上。 首先，双方当事人方面有了较大变化。从控告方而言，虽然村民联名仍然是最为主要的形式，但村级组织已成为了重要的控告方。在一些实际性的冲突中，村民男女老少齐上阵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这与税费争议时主要以抗争精英为主有明确的不同。从被告方来说，市县成为被告方的比例较高。在农民税费争议中，被告方主要集中在乡村两级组织。其中，乡镇政府是最主要的被告，市县很少成为被告的主体。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的土地纠纷中，一些房地产经营公司和开发区成为了被告方，这在税费争议时期是没有的。 其次，农民土地抗争的地域分布发生了变化。目前农村土地纠纷最集中的地区是沿海较发达地区，其中以浙江、江苏、河北、山东、广东最为突出。这些地区争议的主要是非法或强制性征地，农民控告的对象主要是市、县政府。在安徽、河南、黑龙江等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侵犯。 再次，农民土地抗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农民的税费争议中，上访、宣传和阻收是最主要的抗争方式，而到了农民的土地纠纷中，抗争方式多为到县市政府部门门口或被征土地上静坐、游行示威甚至在高速公路、铁路上静坐等。 最后，农民土地抗争的冲突程度变得相对激烈。在农民抗税维权时，由于中央明文禁止使用警力，地方政府在使用警察镇压农民维权代表要承担政策和农民反抗的双重风险，所以除个别事件外，很少在税费问题发生一定规模的警农冲突。而目前的土地维权抗争活动中，由于利益巨大，双方争议无法协调，地方政府动用规模警力对待失地维权的农民时有发生。 2、工人问题。导致工人维权抗争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中因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拖欠工人工资等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工人问题比农民问题更加复杂，其主要形式有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要道、占领工厂等，但是这些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暴力化趋势增加等。我认为，恰当维护工人应有权利是当前解决工人问题的首要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3、市民问题。主要表现在物业管理、消费侵权、拆迁纠纷等问题上。市民维权由于社会阶层复杂，维权的问题主要在物权、环境权及消费权等方面，基本上是个体的，群体联系有限，运用法律和关系网解决的可能性较多，显得相对理性，引发群体性事件相对的比例较少。 归纳一下，上述事件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第一，所有争端只是利益之争而非权利之争，可以说是“要钱不要权，不是搞革命，只要人民币”。 第二，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今天的老百姓讲规则，而西方国家讲权利。只要各级官员遵守规则，即使有些规则不尽合理，老百姓都能容忍，不会引经据典的较真。 第三，反应性大于进取性。今天的老百姓政府不找他麻烦，他不会找政府麻烦。他会说你怎么拆我的房子？他不敢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