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竟陵派出现的契机及钟谭的诗歌创作.pdfVIP

论觅陵派幽现的契祝及钟谭的膂歇创作 沈金浩 万历时期，当活跃于中下层社会的小说、戏曲、民歌对越来越多的文人产 生越来越强烈的诱惑，当整个文人阶层醉心于以佛道解放儒教，当由政治前途 功业的失望带来的普遍颓丧日益侵蚀着士大夫的心灵的时侯，公安派提出的 “独抒性灵”理论，立即获得了诗界众多人的共鸣。年轻的袁宏道大概是受了 前代性灵理论、吴地生活及这里的通俗文学的启发，又受李梦阳—·这位未被 他及其兄弟十分鄙薄的七子人物的“闾巷有真诗”说的影响，为避免重陷仿古 者满纸浮词滥语的泥坑，提出了“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信口而出，信口而 谈”，“以《打枣竿》《擘破玉》为诗”等主张，并以自己的创作作了榜样。这种作 诗之法实在为久困于时文、无力作高古之诗的文人开了方便之门，也为粗通文 墨又欲附庸风雅者提供了进门之阶。于是以俗为诗，以俚为诗的创作方法自 然也就甚受青睐。用中道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况是“一二学语者流，粗知趋向， 又取先生少时偶而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俗，为纤巧，为莽荡，譬如百 花开而荆棘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1。然而，也许当时的文人自己 也尚不清楚，这种趋俗近俚的革新只是满足了他们心理需求的一个方面而已， 积淀于文人心中的另一种更加根深蒂固的集体性意识——以古为高、蔑视下 里巴人、文垂万世等意识并没有淡出，它很容易让文人回到追求传统的阳春白 雪的老路。文人们的以俗为新并没有折腾出多少新花样来，颇类经商不成反 蚀其本，随着年岁渐长，袁宏道开始心虚自疑了，他怀疑自己的俚俗会失了身 份贻笑后人。他开始重新重视锻炼雅的文字，作潇碧堂诗时走了一步，迨作 《华蒿游草》时，就和俚俗作永久之别了。 然而，袁氏兄弟的勒马回首还是为时嫌晚。与他们公安地隔不远的竟陵 的诗人——钟惺、谭元春之辈已经在评选古人诗歌的同时，对他们的俚俗表示 不满，并提出自己的矫改主张。钟惺小宏道六岁，小中道四岁，在文坛上产生 影响晚于宏道，只与中道较接近。钟惺中进士在宏道去世前一年(宏道卒于 282沈金浩 16lO年)，比中道登第倒早了八年，谭元春与他们相比则属于晚辈。根据钱谦 益的说法，伯敬少负才藻，有声公车间，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 之宗，以驾驱古人之上2。钟、谭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相识，谭虽小钟十二 岁，但因诗文理论相投而订了忘年交。而钟、谭真正并名于世，成竟陵诗派，则 在其合作编选的《诗归》行世之后，时间在万历甲寅乙卯，即钟四十一二岁，谭 二十九至三十岁期间。 当我们把目光从公安派移向继之而起的竟陵派的时候，一个刺眼的问题 立即兀立在我们面前：为什么公安派刚刚时兴一二十年，黄茅白苇，才得弥望 皆是，竞陵派旗号一举，又得万众归依，乃至海内风行三十年，其所选诗出现家 置一编、学者奉为准的的局面呢?前文已经提到，文人士大夫在混迹于趋易近 俚的风尚之中时，除了少数几个本身文化低、素质差的附庸风雅者外，对于其 余更多的文人来说，俚易只是满足了懒散浮躁这一方面，那种以古为高、鄙视 下俚、以文传世的观念此刻只是暂时蛰伏，传统的审美意识并未被这样的一次 冲击所解构。在这种情况下，竞陵派的一声冻雷就很容易让诗界的审美观从 旧有的根节上抽出新的枝芽。此外，封建专制社会往往会形成文化上的少头 寡元及人们的顺时随人心理，这应该也是对竞陵派形成新的响应的社△J心理 基础。 然而这些回答似仍不够，要弄清这一问题，我们还得对竟陵派诗人所代表 的那种心态加以考察。 明代文人在思想倾向和行为风格上主要表现为顿悟和渐修两种类型(当 然也有大量介乎其中或先修后晤、先悟后修者。袁氏兄弟的心路历程即是比 较典型的例子)。虽然狂禅之雾弥漫在整个文化领域，很多人沉醉在外向追求 的现世享乐之中，但修身养性也始终大有人在，他们在外界恶劣环境的压迫 下，或者是怀着满心的失望与忧伤，或者是执意淡化自己的情绪，努力把感觉 的触角收回封闭的内心天地，达到心理的宁静和平衡。并且，从宏道和中道的 最后归宿来看，返回内心的方式适用的时间和范围似乎要比混世、外求更为长 久和广泛。以往许多研究者喜欢把晚明包括性灵派理论在内的许多文化现象 与资本主义萌芽挂钩，而实际上资本主义萌芽只是诸种作用力之一。晚明的 商业和资本主义经济与传统的儒佛道思想以及他们共同氤氲运化出来的狂禅 等等，组合成了晚明的一个以传统文化为底色，以狂禅、享乐等为时尚新花样 的文化生态场。但新花样看久了毕竟也会让人厌倦，更何况这种新花样的品 味有时太俗了。就如穿衣，暖色调的花衣服穿久了，想穿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