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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著作权法研究 摘 要 著作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作权法对于促进文化事业繁荣、推 动科学技术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709 年，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为鼓励 知识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内之权利的 法》）由英国下议院决议通过。当时英国女王安娜在位，所以又称其为 《安娜法》。 《安娜法》的出现标志着版权制度开始形成，实现了权利主体从出版商本位到 作者本位的转变，确认了作者是法律保护的主体。然而虽然著作权观念在中国 产生的很早，官府从保护刻印商利益出发实行的版权保护告示始终没有发展成 现代的著作权保护，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没有建立完整的著作权制度。 著作权制度是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著作权法的产生，不仅需要必要 的技术条件、文化环境和利益需要，还需要具备产生该制度的经济政治基础， 思想观念以及相对成熟的法律传统。近代中国著作权法的产生正是这些条件综 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经济、科技、文化的侵入，刺激并加速 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著作权法的诞 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并且奠定了基础。西方机械印刷术的引进，促进了中国印 刷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图书传播和文化事业的繁荣。文化市场的繁荣一方面为 作者传播观点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盗版活动培植了温床，损害了出版商和作 者的利益。盗版的猖獗客观上促使出版商和作者寻求法律途径来保护自身权益。 其次，清末民初，政府出于稳定社会秩序，挽救政治危机的考虑，制定新律来 控制舆论，稳固统治。清政府于 1902 年颁布上谕开始全面变法修律活动，著作 权律的制定也在统筹规划之中。再次，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 肆意扩大在华利益，为了维护自身在华的著作权利益，西方列强几度要求中国 建立著作权制度，比如中美、中日续修商约中的著作权保护条款。这一外部动 因极大的推动了近代中国著作权制度的产生。最后，著作权观念在中国的传播， 影响了国民的价值观和权益观，人们开始注重保护创作者的权益，中国初步形 成了著作权文化环境。 近代中国有三部重要的著作权立法，它们分别是 1910 年《大清著作权律》、 1915 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著作权法》和 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著作权法》。 1 近代中国著作权法研究 这三部法律构建了中国民商事法制近代化过程中著作权领域的历史。《大清著作 权律》的颁布标志着近代中国版权制度的建立，初步具备近代资产阶级立法原 则和特点。之后的两部法律继承并发扬了《大清著作权律》的大部分内容。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著作权法》的公布颁行标志着近代中国著作权制度的正式形 成。通过对三部法律条文内容的分析比较，本文发现三部法律摒弃了版权特许 主义理论，采用了作者权利主义理论，确立了保护作者的立法宗旨，但是核心 制度——著作权注册取得制的规定强调了注册的功能和作用，违反了国际通行 的著作权自动产生原则，体现政府为控制思想言论的“良苦用心”及对作者权 利的诸多限制和牵绊。 近代中国著作权法制定后，更重要的是看法的实施效果如何，能否很好的 发挥作用调整著作权法律关系。近代中国著作权法的实践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从著作权法的国内实施情况来看，法律条文与法律实施状况脱节， 法律实施环境恶劣，法律意识有待提高。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在法律实施过程 中禁锢著作人权利，恶化法律实施环境。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严格干涉刊物的出 版发行，对民主进步刊物的审查更加严苛，不仅侵犯著作权人出版发行权利， 还侵犯邻接权人的权利，如表演者权。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变本加厉，一方面制 定了许多名目繁多的法令来实行文化专制，钳制言论；另一方面，强化特务统 治，用暗杀手段威胁和残害进步人士，逼迫他们放弃发表进步言论。出版商和 作者在政府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只能联合起来，自发维权。北平出版商为了反 盗版，曾自发向政府请愿，提出取缔盗版办法。作者为了争取言论自由，为了 反对盗版，为了反对出版商克扣稿费，改善生存环境，也自发起来维护自己的 权利。 其次，从中国与国际的关系上来看，一方面，近代中国著作权法难与国际 接轨。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