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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起源 与新石器时代革命 一 稻作起源的新证据 2004年12月17日《科技日报》报道，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了12000年前的5粒炭化稻谷，它们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 上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稻谷，使学界认为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的中心。 1988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了9000－7800年前的栽培稻，学界又将稻作起源的中心移到了长江中游。与此同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了9000－7000年前的稻谷。 1993年起，在湖南澧县八十垱、道县玉蟾岩陆续出土了炭化稻谷，后者年代可达一万年以上。 无独有偶，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和浦江上山遗址也分别出土了9000年前到10000年以上的稻谷。 一个问题是：稻谷起源，何处是摇篮？ 二 “发现论” 的解释 上世纪50年代的“发现论”认为，农业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或发现，是社会经济的“革命”性事件。起源原因无需深究。 考古学的实践表现为努力发现最早的谷物来寻找起源的中心 ，而传播论倾向认为它起源于一个中心，然后向外扩散。 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华南说甚至淮河流域说。 对河姆渡和玉蟾岩发现古老炭化稻谷的认识，就是“发现论”思维的表现。 三 理论的进展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学界认识到，农业起源不是发明或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考古学转向探索狩猎采集经济为何向粮食生产转变的原因和动力机制。伴随这一范例的转变，出现了人口压力、竞争宴享、社会结构等诸多学说，把农业起源研究推进到更深的层次。 理论的发展导致了多学科的合作和方法技术手段的更新，学者们力图从技术、物种、生态环境、气候、社会结构、心理准备等诸多方面的探索来检验这些不同的理论阐释。考古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发现最早的栽培谷物和起源中心，而是转向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观察长时段中人地关系的互动和变迁，寻找和解释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潜因。 这项工作需要考古学、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各科领域的通力合作。 四 人口压力理论 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提出，认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 美国学者雷丁指出，当一个地区人口/资源失衡时，一般向外移民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当人口接近土地载能而向外移民十分困难时，会迫使人们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这种转变会促使形成多样化的觅食方式和种类多样的食谱，并必须发明和应用各种新技术来开发和储藏资源以应付粮食短缺的压力。农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驯养动植物的行为被认为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白费精力 。 五竞争宴享理论 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提出了与人口压力相左的一种理论，认为农业可能起源于资源丰富且供应较为可靠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会因经济富裕而相对比较复杂 。 一些首领人物能够利用劳力的控制来驯养主要用于宴享的物种，这些物种因为劳力投入比较高，但是一种美食或可供酿酒，所以它们只有在复杂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中产生。 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动植物因其在数量有限与产量不稳定，在当时人类的食谱中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驯化物种是与充饥无关的非主食品种，它们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为了增添美食种类，以便使那些首领人物利用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资源。 六 富裕采集文化理论 美国考古学家索尔在50年代初曾提出过一种“富裕采集文化理论”，他认为，农业并不起源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减少，而是发生在天然条件非常富饶的自然环境里。 其论点是，在饥谨阴影之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缓慢而悠闲的实验步骤。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品种以便于人类利用，只能有在饥谨水平之上的、有相当大的余暇来生活的人群中做到。 索尔认为，东南亚地区就是农业起源的一个理想地区。 张光直十分赞同这一理论，并将河姆渡河台湾的大坌坑为这一理论的实证依据。 七 社会结构变迁理论 这一理论注重农业经济产生的社会基础，认为农业起源的原因是社会性的，少数群体试图扩大资源消费来控制其他群体，刺激了粮食生产的出现 。 随着社会的日趋增大和复杂，会出现比简单社会更多的需求。对权力与个人的财富追求，这也促进了少数人扩大生产的愿望，特别是在分化日益明显的社会中。原始社会中的这种增大的需求成为剩余产品生产的主要动力。 从上述几种流行的理论模式来看，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落实到对不同地区农业起源的解释时，需要从具体发现做进一步的检验。比如，我国华北旱地农业和长江下游的稻作农业的起源应该有着不同的动力机制，因为两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和驯化物种完全不同。 八 考古学观察 目前我国稻作起源研究存在两个缺陷：其一，即使考古发现将炭化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