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集中营.pptVIP

渣滓洞集中营 193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逼死矿主，霸占煤窑，在此设立了监狱。分内外两院，外院为特务办公室、刑讯室等，内院一楼一底16间房间为男牢，另有两间平房为女牢。 渣滓洞集中营 193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逼死矿主，霸占煤窑，在此设立了监狱。分内外两院，外院为特务办公室、刑讯室等，内院一楼一底16间房间为男牢，另有两间平房为女牢 永远的红岩 盛国玉 渣滓洞唯一脱险女志士盛国玉：江姐就住我上铺 盛国玉接受记者专访时说：“看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当年的付出，值得！” 据老人回忆…… 狱中 我的上铺住的就是江姐 在渣滓洞监狱，我被关在女牢二室。我的床正对着房门。床是上下铺，我住在下铺，我的上铺就是江姐江竹筠。 女牢二室除了有江姐、杨汉秀、胡芳玉、左绍英、彭灿碧等优秀共产党员外，还有和我经历差不多的罗华娟。渣滓洞监狱一共关押着20多个“女犯人”，这些革命者大多数都是已经成了家的女人。 我进渣滓洞时，江姐已经浑身是伤疤、被竹签钉后的手也残了。每次踩着我的床去上铺，手指都抓不紧，只好吃力地用小手腕去勾住扶手。每当看到这情景，我就一边用手往上推送她上床，一边流泪。 尽管这样，江姐的革命意志不减。她向狱医要来红药水和处方签，每天坚持写《新民主主义论》提纲，还组织姐妹们研究对敌斗争，带大家学习。 在渣滓洞监狱，每当有人被提审，同室难友都会自发地唱歌，为即将受刑的难友助威，一直唱到难友回来。即便如此，很多时候，难友们受刑的惨叫声还是会盖过隔壁戏院的锣鼓声…… 江姐临刑前向我要镜子 我在渣滓洞被关了一年多。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的消息，让难友们非常鼓舞。但是，谁也没料到大屠杀来得这样快。 1949年11月14日上午，和我关押在女牢二室的江姐和李青林突然被提出牢房，敌人说要把她们“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当时，整个牢房里大家都堵得慌，意识到“今天凶多吉少”，但是大家都没有吭声，只是满眼怒火地盯着前来押解江姐她们的特务。 临行前，江姐脱掉了身上的囚衣，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围上了白围巾。她向我要了镜子，认真的用手拢了拢头发，跟大家一一告别。李青林因坐了“老虎凳”不久，双腿膝关节都是断了的，根本就无法行走。两个特务前去扶她，被她甩开。最后是江姐搀扶着她走出的牢房。我们把手伸出牢门的栅栏，拼命的挥手，目送押解江姐她们车辆远去。 没多久，我们在监狱里就听到密集的枪声。大约下午两点钟，很浓烈的血腥味从电台岚垭方向随风吹进牢房。后来，才知道江姐她们出去后在电台岚垭被敌人杀害。 这以后，整个监狱不再放风了，每天早上只准两个人出去倒尿罐，异常紧张的气氛笼罩着整个监狱。 躲进厕所尿槽逃过一劫 敌人开枪屠杀时，我和罗华娟在牢房靠后窗的地方站着。枪一响我们同时倒下，面朝下扑到后窗左角的一张床上，敌人的子弹在我们周围嗖嗖作响，打得墙壁上的泥土四处飞溅。机枪先在门前一阵扫射后，又对着后窗进行扫射。牢房中，姐妹们的口号声、诅咒声逐渐平息下来。 突然，床下传来孩子哇哇的哭叫声。门外的特务听到孩子哭声，咆哮着吼道：“斩草除根！”于是，敌人从床下把孩子抓出来，打了一梭子弹，就再也没有听到孩子的声音了。 机枪扫射完后，我从昏死中恍惚看到几个特务进来补枪，他们对倒在血泊里的姐妹们一阵乱打。照一般常情，我是必死无疑的。我的床正对着牢门，敌人从门前打了那么多子弹，在扫射时肯定要打死我。后来特务进来补枪时，没有再对我开枪，只是用枪托在我腰部捅了几下。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特务以为我被打死了。 然后，他们将门锁了起来并开始放火烧毁整个监狱！过了一阵，我被浓烟呛醒，在大火烧着的牢房里不敢动弹。过了一会，火越烧越旺，牢门已被大火烧掉了，楼板也被烧得快要掉下来了。我实在忍受不住了烟熏火烤，心里想反正是死，不如冲出去被子弹打死还痛快些。于是，我冲出了烧掉的牢门，跳过门前两堆熊熊燃烧的大火，从一米多高的台阶上跳到了院坝里，脚上的鞋都掉了。 这一跳，让我的头脑完全清醒了过来。奇怪的是，院坝里看不到特务，也听不见枪声。除了牢房燃烧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看不到一个可以求救的人。惊慌中，我躲进了离八室最近的男厕所，一头趴在尿槽里躺下，这时才有了一线求生的希望。 如今的幸福 “余琼是我唯一的女儿，她在垫江县农业执法大队工作。这房子就是她的，我们生活很幸福。”盛老说：“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看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当年的付出，值得！” 记者注意到，余家的阳台上种了很多花。一对竹制椅子已经陈旧得发黄，中间的竹制茶几上一盆君子兰正含苞欲放。余琼说，她常常坐在这里，听母亲讲以前的事，偶尔还会听母亲哼起以前的革命歌曲。 说到此，盛老突然来了兴致，轻声地哼唱起《拥军秧歌》：“正月里来呀是新春，赶着猪羊出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