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重返《生死场》萧红）.doc

????????? 重写文学史近来成了越来越多的人所关心的话题，但重写意味着什么?我以为，仅用一种叙事去取代或是补充另一种叙事似乎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类似的工作有史以来就没有中断过。况且任何写都已经是某种程度的重写。关键在能不能对这些叙事(包括准备要写的)提出自己的解释和历史的说明，也就是说重写的大前提在于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性质和它的历史语境。 民族国家文学 ? 　　1．现代中国文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现有的许多词语范畴，如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现代化等等，都已被人做了一大堆文章。然而，细心推敲，这些范畴无非是叫人们在现代文学自身的批评话语里寻找答案，结果往往是狗逐其尾，自我循环。本章打算换一个路数，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我的看法是：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严格地讲，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西方中世纪以后出现的现代国家形式。 在中国，这一现代国家形式应该是由辛亥革命引入的。关于民国以前的国家形式，史家的说法不尽相同，如，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中国大陆学者把它叫做封建制；西方史家则通常使用帝制这个概念。我本人以为殷海光提出的天朝模型似乎更能说明中国传统国家观念的特点。天朝君临四方的思想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使中国与外国在1861年以前根本不曾有过近代意义的外交，是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最先摧毁了天朝模型的世纪观，使之不得不让位于适者生存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 然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在不同时期和地域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在中世纪的欧洲，它一方面对神权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又成为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向外扩张的坚强后盾。从15到20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意识始终没有离开过对非西方民族的征服或殖民。与之相反，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则是在反抗列强侵略的历史条件下促成的。西方的国家民族主义(nationalism)被中国人接受后，即成为反抗帝国主义的理论依据，这一点无需赘述。 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远远超过了反帝斗争的需要，它其实创造了一种新的有关权力的话语实践，并渗透了20世纪知识生产的各个层面。五四文学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把文学创作推向国家建设的前沿，正是体现了国家民族主义对文学领域的占领。 　　以往对现代文学的研究都过于强调作家、文本或思想内容，然而，在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论述空间里，现代文学这一概念还必须把作家和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学实践纳入视野，尤其是现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写作等机制及其运作。这些实践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文本的生产、接受、监督和历史评价，支配或企图支配人们的鉴赏活动．使其服从于民族国家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 　　我还想说明一下，民族国家文学的命名跟普遍流行的民族文学的提法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分。前者要求揭示现代文学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提取新的批评视野；后者则沿用的是五四以来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对立统一关系的说法。由于民族文学的概念是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出于自我肯定的需要，它不易对自己的语境作出批判的反省。 我这里提出民族国家文学，既是为了寻找新的视野，重新认识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又是期待文学史研究本身的范畴、语言和立场能获得一次更新的机会。 　　谈到现代文学和民族国家的关系，我认为有必要提一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那篇关于第三世界文学和民族寓言的文章，因为在当代西方理论论述中，它通过民族寓言的说法，第一次明确地、直接地指出所谓第三世界文学同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自1986年在《社会文本》(Social Text)发表以来，美国本土对其民族寓言一说提出尖锐批评者不乏其人。 该文随后译成中文在大陆的《当代电影》上刊出，再度引起了复杂反响，并导致了中国批评界围绕第三世界文学的一场有意思的论争，有人对第三世界文学的提法表示反对，也有人认为建立第三世界话语以对抗西方文化霸权是必要的。 令人瞩目的是，大洋两岸的批评矛头都不约而同地指向詹明信的欧洲中心主义。就后殖民主义的语境而言，这一类的批评无疑是必要的。但对詹明信的立场做这种描述的同时，我发现有些最基本的、关键性的问题被忽视了。 　　詹明信认为第三世界文学应该做民族寓言来读，这是区别它和第一世界文学的根本特征。即使那些表面看起来与民族无关的文本，那些描写个人欲望和内心冲突的故事，它们也通常和民族及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不是纯粹写个人的。如果不笼统地谈第三世界，而仅就现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