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富豪—兼论中国商人阶层意识的缺失.txtVIP

本文由fubwu贡献 【8/22/2004 9:33:00 AM】　来源:博客中国 作者：翟玉忠 在傅中意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缺乏法律保护的房地产富翁的逃亡流浪；我们还看到，由于阶层意识的缺失，中国新兴商人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在这个激变的社会中流浪——就象欧洲中世纪的流浪商人一样 “我不得不伤心地离开邵阳，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个我苦心经营事业的地方。去年12月20日至今已有半年，春节、端午节，我一直不能与家人团聚，我一个男人不得不偷偷地躲在异地他乡痛哭流泪。我是邵阳一个规矩的投资人，为什么有如此遭遇？我想有个家，我需要公道……” “我不怨死者家属，死了人，情绪激动可以理解。但我认为事态之所以恶化与警方不作为大有关联，在得到公正之前，我不会回邵阳。但我越来越不安，何时才能结束这种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这是目前仍然在北京过着流亡生活的湖南省邵阳市中意房地产公司负责人傅中意前不久写下的两段话，此时陪伴他的只有一辆金色本田车，据说那是他唯一一件未遭洗劫的值钱家当。去年12月20日，傅中意与邵阳县建设局长邓节生在邵阳湘桂黔建材城因砸车发生争执，邓节生忽然倒地身亡。随之发生了罕见的大规模“扛尸”事件，4天中死者尸体摆放在傅家中，上万人进入现场，傅的住宅被砸毁，傅中意的妻子杨丽芳多次请求警方制止死者家属的打砸行为，却没有人搭理。傅中意在“扛尸”高潮中出逃。那些参与“扛尸”事件的人用墨汁和红色喷漆在傅家墙壁上写道：“有钱算什么！”“为富不仁者杀！”“血仇必报”……有人说，房地产富翁被迫逃亡揭示了社会贫富矛盾，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在少数人的鼓动下参与“打、砸、抢”。进一步讲，在傅中意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缺乏法律保护的房地产富翁的逃亡流浪；我们还看到，由于阶层意识的缺失，中国新兴商人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在这个激变的社会中流浪——就象欧洲中世纪的流浪商人一样。 解读任正非我敬服任正非先生，因为他懂得“市场换技术”意味着什么。他知道：只有技术自立，才是根本，没有自己的科技支撑体系，工业独立是一句空话，没有独立的民族工业，就没有民族的独立。怀着对国家的使命感，以军人的献身精神，任正非开始的了艰辛的创业历程——“处在民族通信工业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要竭尽全力，在公平竞争中自下而上发展，决不后退、低头”，这就是华为的峥峥誓言。 任正非被媒体称为神秘人物，原因是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不久前朋友策划了了一本华为的书（后来这本书很畅销），竟然采访不到任正非本人，最后只是由华为一位内部人士看了看书稿，指出了一些不实之处。没有人否认，任正非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然而正是从这位实干的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新兴有产阶层漂泊的灵魂，这在任正非2001年2月8日所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我曾经数次读这篇文章，每次读完我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泪水。 这篇文章是任正非为纪念自己因车祸不幸辞世的母亲而写的，字字浓情，字字泣血。尽管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早年参加革命，但由于在国共合作时曾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所以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难逃一劫，任正非写道：“ 爸爸这段历史，是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兵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你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如何解释得清楚。他们总想挖出一条隐藏得很深的大鱼，爸爸受尽了百般的折磨。” 任正非的母亲程远昭是一位老师，一生节俭。任正非回忆说：“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 2000年华为销售额220亿元，利润24亿元，在全国电子百强企业排名中，利润排第一。2000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到华为集团视察民营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情况。而此时年迈的母亲还要存钱以备救自己的儿子；母亲说“他总不会永远都好”，对不位饱经政治运动冲击的老人来说，我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