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羽毛球史.doc

中国羽毛球史（非常珍贵的材料） ???[2009-5-22 14:49:10 14195]???网络 ??????????★★★【字体：小大】 　　第一节 坎坷的岁月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体育战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从国家体委到各省、市、自治区体委，被军事管制;党和国家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体育事业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全国各地的体育场、馆等设施或被毁坏或被占为他用，器材散失殆尽，运动队伍被迫解散;体委干部和体育工作者大批下放。羽毛球界的著名教练王文教、陈福寿、林丰玉、杨人燧等于1969年被下放到福建西部的山区落户，去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当时的羽毛球教练员和运动员，绝大部分是归侨青年，他们为祖国羽毛球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迹。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横遭批斗;优秀运动员侯加昌、方凯祥、林建成、吴俊盛等也都下放农村。中国羽毛球协会秘书长谢朝权及不少体育干部也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下放到“五七”干校。然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却始终装着祖国的羽毛球事业，他们向往着返回羽坛，为国争光，日夜盼望着归队训练的音讯。 　　在这期间，国际羽坛风云变幻：印尼的梁海量于1968年登上了全英羽毛球比赛的冠军宝座，1969年印尼队又从马来西亚队手中夺回世界羽毛球团体冠军，第四次捧走汤姆斯杯。作为中国的羽毛球教练员、运动员多么想再与他们决一雌雄，比出高低，眼下却在成天和泥土打交道，连球拍都摸不着。焦急、烦燥、感叹改变不了严酷的现实，他们被迫放弃了生命般的羽毛球事业。但是，他们的心还是与国家的羽毛球事业紧密相联的。王文教、陈福寿、杨人燧、林建成等在下放期间通信联络，联名上书羽协秘书长谢朝权并请转报中央，恳求党和国家关怀来之不易的羽毛球事业，不能让它毁于旦夕。当他们自己身处逆境、前途未卜之际，仍然念念不忘国家的羽毛球事业。 　　1971年，国家体委决定恢复组建国家羽毛球队。王文教、陈福寿从农村调往北京担任国家队教练，重新描绘振兴中国羽毛球事业的蓝图。 第二节 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复苏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后，其反革命集团覆灭：“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也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此时，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具体领导下，国家体委于1972年6月10日举行了全国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五项球类运动会。这是自1966年“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赛。参加羽毛球比赛的单位有福建、广东、上海、江苏、辽宁、湖南、湖北、浙江、福州部队、广州部队、云南、广西等十二个单位。各项冠军的获得者：男子单打侯加昌;女子单打陈玉娘;男子双打侯加昌/汤仙虎;女子双打陈玉娘/梁秋霞。 　　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的举行，大大推动了各省市羽毛球运动的开展，下放到农村和干校的羽毛球教练员、运动员先后调回。到1973年全国已有二十一个省、市及部队相继恢复和新建了羽毛球队。从这年开始举行全面性的比赛，并增加了少年赛及分赛区。 　　在全国各种羽毛球队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福建、广东等老队在发展，辽宁、江苏等新队相继成立。他们都是在1971年建队的。这些新队建队之初十分困难，没有教练，没有场地。远在东北的辽宁队为了羽毛球事业的发展，不远千里把队伍拉到福建进行冬训，这样既可解决具体困难，又可向基础较好的福建队学习。福建队伸出了友谊之手，先是派老教练林丰玉指导，协助选材、组队，后又腾出场地让兄弟队进行训练。江苏队为克服场地困难，连续多年借部队场地训练，过部队生活。无论新队还是老队，都非常珍惜遭到厄运之后得来不易的局面，力争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们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取得突飞猛进的效果。 　　然而，在大伤元气之后力图登上新台阶，毕竟不是短期内能如愿以偿的。当时全国羽毛球队的数量已超过“文革”前，但从质量上还差得远，在两三年内能接替国家水平的运动员太少，女队稍好些。而那时能代表国家水平的年龄最大的已三十六岁，其他都在三十岁左右;陈玉娘、刘晓征也已二十六岁，球技虽能保持高水平，体质却明显下降。同时，新建队伍普遍缺乏教练，致使运动员基本技术不全面，基本功不扎实，打法单一，严重影响着向高水平发展。 　　为了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国家体委自1974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全国性的青少年比赛，花大力量培养后备队伍。为了推广先进经验，在1974年于昆明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比赛期间，请福建队教练杨人燧介绍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经验。福建队在培养少年运动员的工作中先走了一步，颇有成效。杨人燧就此阐述了需正确处理的五个关系，即一、技术训练与思想建设的关系;二、长远与眼前的关系：三、技术风格与基本功的关系;四、选材与施教的关系;五、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另外，还请广东队教练徐权亨做专项性全面步法训练的示范课，全面介绍步法训练的方法，使各